杨肸子隐士、禅者及梭罗的湖-和悦洲

杨肸子隐士、禅者及梭罗的湖-和悦洲

杨肸子

西安兴教寺是著名翻译家、旅行家玄奘的长眠之地，也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法相宗重要祖庭。2003年秋，我去兴教寺参加一个有关玄奘的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在细雨中走出兴教寺山门，远处雾岚中一座连绵的山脉横亘在东南方向，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在说：“那就是终南山。”这句话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但接着，我又听到他说：“那是中国人的瓦尔登湖。”
我回过头去，说话的是南方某大学的一位年轻学者，刚才在大会上，我即聆听了他的一番很文艺范的发言。当时的中国，《瓦尔登湖》已成为很多文艺青年必读的一本书，瓦尔登湖似乎也成了中国很多人心目中的圣地。其实，我知道，在很多人心中，瓦尔登湖不过是又一座“围城”，没有一个人会像梭罗一样真正走进瓦尔登湖。
那次的活动结束，会议方组织去终南山考察旅游，我因为急着回来，不得不与终南山交臂而过。那次活动的纪念袋里有一只光盘，好多年后，我才在偶然间打开那只光盘，竟是关于终南山的一个专题片。也是通过那个专题片，我第一次走进终南山，走进终南山为数众多的隐士们。
及至今日，终南山隐士已是万人之众。在这众多的隐士中，不乏所谓的成功人士。这些成功人士当赚到的钱足够让他们很好地生活几辈子时，却突然发现，原来这世界上最没有意义的事就是赚钱。钱可以买得世间的一切，唯独不能买得内心的自在与安宁。于是，他们舍弃了那用整个生命打拼所得到的一切，来到终南山，选一处人迹罕至的山坳，建一座简易的茅篷，喝着山泉水，吃着自种的白菜，宁愿长久地孤独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他们说，没有什么比这样更自在的生活了。他们是又一个梭罗，只是，梭罗的世界是一片湖，而这些中国隐者的世界是一座山。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没有一个不向往归隐的生活，“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但是，就像一生都在宣扬“归隐”的苏轼一样，他们最终都没有迈过那道入世的门坎。比起苏轼陶潜们，这些埋迹于终南山的隐士们没有做官入仕的理想，也没有改变外部世界的雄心和壮志，他们的归隐，只是为自己的灵魂寻找一个合适的安放地。他们到底还不是禅者。
中国近代禅宗大师虚云年轻时曾在终南山住过很长时间，饥食松毛，渴饮山泉，不知日月的更替。有一次，一个熟悉的人前来探访，见虚云正坐在那简陋的茅篷前进入禅定，那锅里十几枚煮熟的土豆长出长长的白毛。连虚云自己也无法知道，他在禅定中究竟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真正的隐者也许会终老在他的隐居地，但禅者却不。虚云最终是要走出终南山的，他必须走出终南山，走到红尘烟雨中。禅者们多半是出世的，但又是入世的。
与历史上的隐者不同的是，禅者所有的努力只为见证那与生俱来的原本清净的“菩提自性”。禅者认为，生命之所以充满了烦恼与痛苦，即在于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沾染了越来越多世俗的尘埃，人只要拂去这些尘埃，见到原本清净的自性，就像拨云见月，他就能拥有一个圆融而强大的生命。

梭罗应该终身感谢他的导师和朋友爱默生，爱默生一生都在蔑视一切外部的权威和传统，主张“相信你自己”。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接近于禅宗的“即心即佛”——人只要回到自己原本清净的自性中，即可证得菩提智慧，成为真正的智者。梭罗是他的导师爱默生超验主义的亲身实践者。在瓦尔登湖，梭罗在孤独和极简的生活中悟出：“每个人都是自己王国的国王……”于是，梭罗以一种圆融的禅者姿态，诠释了对自然、对万物以及对自己个体生命的思考。
去年，清华大学在给新生寄送的录取通知书中除了一封校长邱勇致新生的信，还有一份特殊礼物——《瓦尔登湖》。邱勇解释说，《瓦尔登湖》在展示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展示了一种物质上简朴至极、精神上丰盈充实的生活状态。他希望新生们能够在阅读中体会到梭罗“深入思考和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并寻找到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
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邱勇的所为是又一勺心灵鸡汤，但是，当更多年轻的生命因为缺少精神营养而开始干涸时，来一勺无伤大雅的心灵鸡汤也未尝不可。
有时候，我们需要离开那个让自己身心疲惫的喧嚣的城市，来到一片瓦尔登湖，在孤独的叩问中寻找自己灵魂的来处和去处。或许你一生都无法找到答案，但或许在某一天，你能在豁然的开悟中感受到人性的自由和生命的庄严。
或曰，瓦尔登湖在哪里？答案是：在自己心里。